立券交易是什么意思
立券交易：订立各种契约互相买卖之事。这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签合同。
古时候做买卖都要写字据的，如买房有房契。买地有地契。把自己的权利通过契约这种方式写下来就叫做立券。
明 冯梦龙 清 蔡元放 《东周列国志》第一百一回：“于是访国中有钱富民，借贷以为军资，与之立券，约以班师之日，将所得卤获，出息偿还。”
古时候怎么订立契约
首先是立券契本身的防伪:最早的契约，较大型重要者，常镌刻于青铜器皿上，一旦成立，即难于作伪。在用简牍作书写材料的时代里，人们想出将契约内容一式二份写在同一简上，并写上一“同”字，并从中剖开，交易双方各执一半，当两份合在一起时，“同”字的左半与右半是否完全相合，就成了验证契书真伪的标志。如不写“同”字，由当事人立契时另写其他字，或在简契上刻画成一些痕迹，然后一分为二，验证时将二契合在一起，符契相合了就是真契。
当书写材料演进到纸质书写后，契约书便写在纸上，仍采取一式二份的做法，然后将二契各折叠一半，用两契的背面相对接后，写上“合同”，如此“合同”二字的右半在一契纸的背面;其左半便在另一契纸的背面。只有当两契背面的“合同”字完全吻合，才证明都是真契。近年在吐鲁番新出土的一件《高昌永康十二年(公元477年)张祖买胡奴券》券背，就留有“合同文”三字的左半(柳方《吐鲁番新出的一件奴隶买卖文书》，载《吐鲁番学研究》2005年，第1期)，这是实物的证明。这种方式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在继续沿用，如《明景泰元年(公元1450年)祁门县方茂广出伙山地合同》的款缝上，用大字写有“今立合同贰本，各收壹本，日后为照”诸字的左半(张传玺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(下)》第1041页)。
其次是在契文上由当事人的“署名为信”或“画指为验”:在订立契约时，双方当事人均应该在契文中亲自署名，或在契尾签名方始有效。不会写字的，也应在自己姓名位下亲自画上签押，或画上自己中指节印痕，有时还注明“手不解书，以指节为明”(见于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第二卷84页《唐西州高昌县赵怀愿买舍券》)，这些都是为了证明此契的可信度。这种方式发展到近代，则由刻好的个人印章所替代，或捺上自己的中指指纹印为凭。
第三是订立契约时，应有第三方人士在场，而且必须在契约上写明备案:如《西汉神爵二年(公元前60年)广汉县节宽德卖布袍券》，在券简尾就写有“时在旁候史张子卿、戍卒杜忠知卷约，沽旁二斗”(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〈上〉》第33页)。这是说，节宽德在订立卖布袍券时，候史张子卿、杜忠都在场见证此事。“沽旁二斗”在有的券契上写作“古酒旁二斗皆饮之”、“沽酒各半”、“沽各半”等，这是在契券订立完成、沽酒酬谢在场者，交易双方各承担一半沽酒钱的意思。
第四，事先讲明违约受罚的种种规定。在汉代简牍式的券契中，还不大见有违约受罚的文字记载，在进入到十六国时期的纸质契约文书后，便有了违约加倍受罚的记载。如《前秦建元十三年(公元377年)七月廿五日赵伯龙买婢券》中以中毡七张买一名八岁幼婢，券文说:“有人认名及反悔者，罚中毡十四张，入不悔者”(《俄藏敦煌文献》第十五册第212页)。此后便成为一种惯例，常常在券契中写有“二主和同立券，券成之后，各不得反悔，悔者一罚二入不悔人。”虽然这是预防性文言，却是对契约出现非诚信行为的一种警示。
在古代的契约中，常常在契文中写有“官有政法，人从私契，两和立契，画指为信”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民间契约在乡法民约的制约下，都能正常地运行。但是，靠单纯道德性的乡法来贯彻诚信原则，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。
面对这种局限性，就必然要求用法律手段来制裁、惩罚违背契约者。例如法制比较完备的唐王朝，就有对“负债违契不偿”者的法律惩治，其律文规定是:“诸负债违契不偿，一匹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，二十日加一等，罪止杖六十;三十匹，加二等;百匹，又加三等。各令备偿。”(《唐律疏议》卷26杂律)对于“负债违契不偿”一语，《疏议》文解释说:“欠负公私财物，乃违约乖期不偿者。”若是“负百匹之物，违契满二十日，杖七十;百日不偿，合徒一年”。
法律既维护债权人的权宜，同时也维护债务者的正当利益，如对掣夺家资抵债的行为，也不是可以随便进行的。唐律规定:“诸负债不告官司，而强牵财物，过本契者，坐赃论。”针对此律，《疏议》解释说:“公私债负，违契不偿，应牵掣者，皆告官司听断。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，若奴婢、畜产，过本契者，坐赃论。”违契不偿，用掣夺家资的办法来抵债，官府并不反对，但必须报告官府，经官府判断以后才可进行，否则，超过了契约中的财物数，就要对掣夺者以强盗受赃罪论处。
